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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代的移民文化

2017-06-13 01:15  浏览 689 次

  “闯关东”、“走西口”、“下南洋”,堪称中国近代史上3次大的人类迁徙。从历史、文化的角度看,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,而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,愿意过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平静生活。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,要到新的世界去努力与开拓,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。俗话说:“宁做太平犬,莫做乱离人”,中华民族讲究和谐、天人和一、安居乐业,因此,不是生活所迫和战乱等特殊原因,是不会背井离乡的。 

   

  艰辛的“闯关东” 

   

  “闯关东”是中国乃至世界移民史上历经时间最长、经历人数最多的一次移民活动。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,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,先后有3000多万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。这次历史上鲜见的移民现象被称为“闯关东”。据比较权威的认定,“闯关东”的历史形成至少已有300余年。 

  19世纪,黄河下游连年遭灾,满清政府的禁关令却依旧不改。破产农民不顾禁令,成千上万人冒惩罚危险,“闯”入东北。清末,沙俄侵略东北,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,1897年全部开禁。民国38年间,山东人“闯关东”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,总数超过1830万。这时的山东人乡土意识淡化,冒险精神增强,从春往冬归的流民状态逐渐转变为在东北扎根,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之多。现在东北土著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等省份及黄河下游地区,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。 

  满清200多年殖民统治期间,由于东北为流放地,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,所以是禁垦的,但满清殖民政府并无力阻挡历史潮流,反而促进了满、蒙、汉等族的大融合,即使“满蒙独立”运动、日本侵入东三省后建立“伪满洲国”等历史沧桑,都没能改变“满洲人是中国的满族人”这一事实,辛亥革命时东北几千万关外汉人回到中国怀抱,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同化力。 

  “闯关东”有特定社会背景,作为一次移民壮举,是由自发性和客观性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。一个原因是,在黄河没有整治、固定河道之前,黄河经常改道入海,时而夺准人海,时而又从山东省境内人海,造成了苏南和山东黄河泛滥的局面,一片汪洋;另一个原因就是东三省对于关内的人来说意味着机会较多,土地广沃,而且人烟稀少,天然资源丰富。山东人“闯关东”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谋求生存运动,当时关东为伪满洲国时,生活条件和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,一个“闯”字突出了这条路线的艰辛。作为世界第一大民族的汉族,几百年来人口压力使得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,因此,“闯关东”也是一次平衡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有益迁徙。 

   

  “走西口”:在漂泊中找到商机 

   

  “哥哥你走西口,小妹妹我苦在心头,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,盼你也要盼白了头。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,汪汪的泪水肚里流,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,只盼你哥哥早回家门口。”一曲凄凄惨惨的《走西口》,见证了黄土地上生民的悲欢离合。想象着长城古道边,背井离乡的哥哥,背后不舍离去的妹妹,那回荡在黄河边的歌声,既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,又有丰富的人文内涵,让人思之恻然。 

  “若问我从何处来,山西洪洞大槐树”,这句民谣说明了在很久以前,山西人的脚印就开始迈出家乡,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。明万历时的《潞安府志》记载:“惟是好商游起家,婚娶故占籍,遂为东西南北之人。”山西北连大漠,山西人出塞北上,由来已久。明代蒙汉互市开通,山西人北上贸易者日益增多,并且出现了私自逃到塞外定居之人。清朝放宽出塞的限制后,山西人北上经商、种地、搞运输、从事手工业者更是络绎不绝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走西口”。 

  “走西口”是指旧时居住在山西北部一带的人,因土地贫瘠,生产力低下,朝夕吃不饱,夏冬穿不好,所以向西走,渡过黄河后,到肥沃的河套平原去闯荡,“走西口”的西口,指的是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。因为中原地区人口众多,而且经常闹灾荒,许多人都跨过长城,到水广地肥的河套地区谋生,而“走西口”必须与家人别离,所以,才流传下来这首《走西口》。 

  山西人“走西口”的时间大概从明代的中期开始,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,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,其中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,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的。据《山西神木县志》记载,成丰七年大旱,黄土高原上的人们不“走西口”是无法生活下去了。 

  山西人“走西口”,从山西的中部和北部出发,一条向西行,经过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;一条向东行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。不论走那条路,他们都要穿过一个个的关口。山西人为了能在来年的春天到达草原,往往选择数九寒天就开始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崎岖山路艰难跋涉,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。 

  在荒漠上气温是变化无常的。而到口外,山西人所面对的不光是自然中的天敌,还要面对沿路上时时遇到的山贼劫匪,所以,在“走西口”的路上可以说是危机四伏,荒漠上到处留有山西人累累的白骨,有冻死的,有饿死和在荒漠干渴而死的,也有被劫匪杀死的。到底“走西口”时山西人客死他乡的有多少,谁也说不清楚,只有那一堆堆的白骨述说着一段段辛酸的往事,留给人们一个个谜一样的故事。 

  在“走西口”的人中,有少数的人发了财,但这些人之前无一不是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。他们的出走,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,而是因为贫穷,他们抱着一线未知的希望闯了出去,他们也没有想到能有后来的大富大贵。 

  随着走出去的人挣回了第一桶金,在山西这块贫穷的土地上建立起了财富的希望,而随着原始积累的不断增加,山西“走西口”人的后辈们把自己的眼光放得更远更广。这时的“走西口”的人,已经完全脱离了先辈们的贫穷,把先辈们辛苦积攒下来的银子,用自己的商业头脑发挥到了极至,山西人的商业地位开始在全国举足轻重。 

  山西人在漂泊中找到了商机,在闯荡中走上了兴旺之路。山西人凭着一股一往无前的精神走了下去,“走西口”精神就是闯荡江湖、四海为家的精神,他们的韧劲让人赞叹。“走西口”的人为口外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,促进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,几百年来谱写了蒙汉民族、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,谱写了先民们百折不回、坚韧顽强的创业史。 

  对于过往的山西人来说,雁行客是心头的痛,那一曲《走西口》道出不尽的心酸!而现在的《走西口》唱出来,已由原来的悲凉无奈转为大气磅礴、气势恢弘。晋商精神成为值得我们骄傲的资本!这条西行路上曾经走着我们无数的先辈,他们怀着光荣与梦想,用勇气和汗水让平淡的生命焕发出璀璨的光芒。或许山西人木讷,或许山西人憨厚,但在这一条西行的路上,是他们无怨无悔地走出了自己的路,这是一种有担当,有坚持,敢于直面苦难人生的勇敢。 

   

  “下南洋”造就华人富豪群 

   

  在中国人的人文字典里,“下南洋”曾经是一个非


常独特的词汇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它与“闯关东”、“走西口”一样,既带着深深的无奈,又饱含浓浓的感情色彩。 

 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,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。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,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。流民纷纷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,这种迁徙在历史上被称为“下南洋”。 

  南洋的地理概念从明朝的时候就有了。南洋包括今天的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、缅甸等地,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。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。据权威资料统计,从1860年开始到上世纪50年代初,近100年的时间里,大约有1500万中国人到东南亚国家寻找机会。 

  东南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用的一个新地名。此前中国人把这一地区称为“南洋”、“南海”,西方则称之为“远印度”、“外印度”、“印度群岛”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盟军设立“东南亚最高统帅部”后,东南亚这一名称便被普遍地接受并使用。东南亚共有10个国家,其中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、泰国、缅甸5国位于中南半岛(又称中印半岛或印度支那半岛),故称“半岛国家”;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文莱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5国位于马来群岛,故称“海岛国家”。1967年海岛5国与半岛5国组成“东南亚国家联盟”,简称“东盟”。 

 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,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代。据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・地理志》等文献记载,公元1世纪左右,中国就与缅甸、越南等国互有来往。唐代时,移民人数开始增多,他们被当地人称为“唐人”。中国人的南洋路,一直到明朝和清朝前期,才越走越宽。当时,中国战乱频繁,民不聊生,为了逃避战乱或政治避难,很多有文化、层次高的中国人,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,他们成为海外华人中深具影响力并发挥巨大作用的一支。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,大量中国劳工涌入南洋。历史上中国人到南洋的现象屡见不鲜,只是近代史上的“下南洋”比较突出,大量国人移入他国,劳作于海外,尚属首次。 

  中国人“下南洋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。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,因“经济压迫”而出洋者占69.95%。那个时候“下南洋”的人,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,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。当时,英国、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,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。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,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,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――沙捞越州,在白色拉者(意即国王)二世执政时期,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: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,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;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;提供交通运输工具,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,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。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、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,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,或携妻带子,或孤身一人,漂洋过海来到南洋。 

  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,对当地的生产、生活以及经济建设,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一方面,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,负责管理海外贸易,收购当地土特产,销售该国货物,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。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,暹罗王室就曾表示,“如果没有华侨,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”。另一方面,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,烤面包师、裁缝、鞋匠、金匠、银匠、雕刻师、锁匠、画家、泥水匠、织工,几乎无所不包。从事农业、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,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。 

  在东南亚经济发展过程中,工矿业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在印尼加里曼丹,华人是当地金矿的唯一经营者。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,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都在百万盎司(1盎司等于28.35克)以上。19世纪以前,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。现在当地许多被称作“锡湖”的大型锡矿区,都是华侨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。正是由于华侨的辛勤开采,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。 

  “下南洋”的中国人,就这样成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。他们的勤奋与努力,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。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成也承认,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“皆华侨所造成”。“马来诸邦之维持,专赖锡矿之税入……锡矿之工作者,首推华侨。彼等努力之结果,世界用锡之半额,皆由半岛供给。彼等之才能与劳力,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。马来政府及其人民,对于如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,非言语所可表达”。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,很多华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。东南亚华人中,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、千万富豪。 

  与此同时,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,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、泰国前总理他信,现任总理都是华人。在泰国议会,2/3的议员也是华裔。在马来西亚,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,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。 

  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。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,就是东南亚华人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,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。据不完全统计,印尼2亿人口中,约1000万是华人。马来西亚2500万人口中华人约600万。泰国6500万人口中,华人约2000万,占了将近1/3。新加坡300多万人,华人多达90%,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。 

   

  民族大迁移的史诗般气质 

   

  “闯关东”、“走西口”、“下南洋”都是贫苦民众抗争命运、艰难创业的历史,是一段段苦难与艰辛、血汗与泪水交织而成的回忆。与战乱压力下四散奔逃的难民相比,“闯关东”、“走西口”、“下南洋”,是属于民间的自发运动。因为他们不完全是为了逃避战乱,所以也就没有那种逼不得已,像惊弓之鸟一样的哀怨情绪,没有那种失败、绝望,听天由命,跑到哪里算哪里的亡命天涯心态。在这3次大迁徙中,人们都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出发的。他们有理想、有目标、有勇气,带着开创新生活、打造新天地、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向往而走上了漫漫的迁徙之路。 

  这种民族大迁徙是在中华民族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,具有史诗气质,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。国内的移民的地区都是边缘地带,甚至是被世俗称之为“蛮夷之地”的地方。移民们都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勤劳、智慧、节俭、忍辱负重的传统文化美德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,白手起家,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。把相对先进的文明、生活方式带到当地,促进了当地的技术进步,文化的融和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异域的多元文化碰撞,形成了新的移民文化、创新文化,显得更有生命力。 

  “闯关东”、“走西口”、“下南洋”都是中华民族的传奇史诗,是中国移民的奋斗史、拼搏史。近亿中华儿女历经磨难,不仅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,更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,不仅将辛勤的血汗留在了黑水白山,也将其开拓的倔强与坚强精神栽种在世界的广袤大地。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孕育着、锻造着、升华着一种特殊的精神,伟大的民族精神。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,值得总结和收藏,值得我们大书特书。 

   

  (摘自2008年第3期(下)《中国社会导刊》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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