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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填湖广—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真实与评议

2017-06-13 09:28  浏览 1118 次


在中国人口递进迁徙过程中,“江西填湖广”、“湖广填四川”是很典型的历史事件。已有的学术研究中,对这两次社会大变动给予了充分的注意,取得了重大成果,突出代表是前辈谭其骧先生,他于1932年发表了《湖南人由来考》;20世纪90年代张国雄博士出版的《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》(1995年)、曹树基博士出版的《中国移民史·明时期》、《中国移民史·清时期》(1997年),都是悉心研究明清移民的精品佳作,具有资料丰赡、结论公允、说服力强的特色。近年来随着客家研究的持续发展,“湖广填四川”课题又成了热门。凭借前人的劳动基础,各家争相论证“麻城孝感乡”现象,进一步发掘史料,提供线索,使研究得以在辩论中推进,原先的迷雾逐渐趋于明朗,离更全面、更客观地认识历史真实已经不远了。本着添砖加瓦的心愿,拙文侧重论说“江西填湖广”事实,并借以观照“麻城孝感乡”现象。


         一、江西、湖广的社会人口背景


        江西省的行政辖区素来比较稳定,从明朝开始就完全和现在的省境一致。适应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,江西境内人口繁盛,劳动力充足,与周边邻省比较,人口绝对数与人口密度都高居前列。例如元朝至元年间(1271-1294),江西有户279万余,口1425万余。其中饶州路有户68万余,口403万余;吉安路有户44万余,口222万余;龙兴路(洪州改名)有户371万余,口148万余。江西户口数分别占全国总户数的20.84%、总口数的24.23%,这是异常惊人的事实。经过1个世纪的演变,到了明朝洪武二十六年(1393),江西有户155万余,口898万余,均占全国总数的14%以上,依然以人口稠密而著称。

        鉴于人口持久众多的客观事实,必然出现严重的人地矛盾,并由此演变出尖锐的社会危机,相应地导致人口流亡,迁徙他乡的社会现象。宪宗成化年间(1465-1487),丘濬写出《江右民迁荆湖议》,专题论述江西人口迁入湖广(相当于今湖北、湖南两省)之事,他说:


        夫自天地开辟以来,山川限隔,时势变迁,地势有广狭,风气有厚薄,时运有盛衰,故人之生也,不无多寡之异焉。以今日言之,荆湖之地,田多人少,江右之地,田少人多。江右之人,大半侨寓于荆湖。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,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。江右之人群于荆湖,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,而荆湖之官府,亦不得以役之焉,是并失之也。


        丘濬(1418-1498),琼州琼台(今属海南)人,中进士之后,官翰林,迁国子祭酒,进礼部尚书,人文渊阁大学士,居宰相高位,平日嗜学,“尤熟国家典故,以经济自负”,就是有安邦治国的才干和志向。这份奏疏是化精于“经世”的一例。他从分析地区差异人手,指出江右(即江西省)与荆湖(即湖广省)省情正相反对,各处一端,荆湖田多人少,江右田少人多。客观生存条件不同,必然吸引江右人流人邻境谋生。农业经济时代种田是主业,耕地是命根,农民当然向田多的所在移动,故有江西农民“大半侨寓于荆湖”的现实。造成的社会后果,站在朝廷的立场看,是田赋减少,在荆湖的江西农民“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,而荆湖之官府,亦不得以役之焉,是并失之也”。

        丘濬对江西省情全局的评议,在后来海瑞《兴国八议》中得到具体呼应。嘉靖四十二年(1563)海瑞任兴国知县,面对“民多逃窜”的县情,写了《兴国八议》,其中也说到人口向荆湖流动问题:


        卑职查兴国户口,则名虽五十七里,实则不及一半……其间有有里长而全无甲首者,有有甲首而止存一二户,户止存一二人者。……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,荆湖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,盖为荆湖惜其地,为江右惜其民。……今吉、抚、昌、广数府之民,虽亦佃田南(安)、赣(州),然佃田南、赣者十之一,游食他省者十之九。盖远去则声不相闻,追关势不相及。一佃南、赣之田,南、赣人多强之入南、赣之籍,原籍之追捕不能逃,新附之差徭不可减,一身而三处之役加焉。民之所以乐于舍近不惮就远,有由然矣。

 

        海瑞直说兴国农户流失的事实,又联系江西省的普遍情况,指出吉安府、抚州府、南昌府、广信府(约今上饶市)大片地区的农民流亡,“游食他省”。这么多人舍近求远,皆是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负担。

        丘濬、海瑞两人的议论相距约一百年,宪宗成化上距明朝建立(1368)也约一百年,这充分说明江西民众流人荆湖是长时段的社会现象,是持久延续着的发展趋势。其次,他们使用“侨寓”、“游食”词语,认定为民间自发的迁移,既不是战乱时的慌张逃命,也不是官府严令搬迁的强迫无奈,因此落足点可以自由选择,过程是宽松而延缓的,完全处于适应社会需求之中。于是民户自作主张逃离,呈现为户籍册上户数明显超过实际在乡的人口,“名虽五十七里,实则不及一半”,好比收割时的稻谷,饱满的少,空壳的多。明确了这种背景,考察“江西填湖广”现象就可钝更实际一些。

        以上都是从江西省的实情说的,下面再补充湖广省的一些概况。

        明朝时期,湖广行省北与陕西、河南交界,南与两广接壤,西邻四川、贵州,东连安徽、江西,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,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行省之一。明朝天启年间( 1621-1627),在湖广省绥宁县任县令的包汝楫,曾来回于北京与湖广绥宁之间,他写自己驰驱在广川崇谷之间的见闻,极言湖广省土地宽阔的态势:


        楚魏间滨河处淤田,往往弥望无际,其开垦成畦者,动辄千亿,真天地间未辟之利也。……然楚中谷米之利,散给海内几遍矣。原大则饶,其然其然。……襄江道中,沿堤上下,芦荡不知几千顷。土色青黄相错,地形亦不湟,此吾乡腴田也。不识何故,弃不树艺,竟作樵渔汤沐邑。海内旷土,总不如湖广之多,湖广真广哉。

 

        万历《湖广总志》卷三十五《风俗》中说:“自元季兵燹相仍,土著几尽,五方招徕,民屯杂置,江右、徽、黄胥来附会。”

        湖广面积阔大而又旷土弥望的地情,绝非短时期所能改变,因此也是长时段吸纳人口的客观条件。江西与之比较,从洪武到万历的二百年间,耕地面积始终只有其五分之一弱,而人口却多过它一两倍,官府的有关统计数据如下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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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的人口数量比较湖广地区,优势地位在万历之后还保持了一百多年,到了清朝中期的乾隆年间,才被湖北超越,而湖南则是迟至鸦片战争年代,仍然少于江西。据官府档案资料,江西、湖北、湖南三省的人口发展趋,详见下面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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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江西、湖广是土地毗连的邻省,彼此的人口与土地态势松紧程度截然不同,必然引发迁出与吸纳的自然力。这是一种客观需求,导致“江西填湖广”的持久人口流动。


         二、江西填湖广、云贵川的事实


        事实证明,元末至清前期这次“江西填湖广”的人口流动,基本原因是江西人口众多而耕地不足,湖广则是辖区辽阔而人口稀少,迁徙的形式以民间自发进行为主流,这两点都是长时段起作用的因素。

        移民迁徙的方式还有军屯。江西人随军屯田湖广,落籍定居的事例,在元末明初就有,如江西吉州吉水县王氏人籍湘潭县即是。朱元璋争夺天下时的屠杀政策,导致湘潭“存者唯七姓,姓各一人”,而后招徕四方之人充实其地,同时实行军屯。当时的王琼以都指挥使领兵镇守,其兄弟跟着过去也成了新贵,“分屯膏腴之地”。于是,王氏凭借军政权势,占有大片良田,“虽非旧族,而支族之散处者多踞胜地,遂为县中甲姓”。所以,洪武初年的军事政治环境,使湘潭的土著居民几无孑遗,充实其地者或为军队,或为移民。尽管明朝的招徕政策是普遍性的,不分籍贯省别。由于江西与湖广地方相连,历史上两地的人们早有紧密交往,尤其是江西为当时的人口大省,数量大超平均线,而荆沏正在草莱初开之际,加上官府政策的驱使,故而迁去湖广的人自然数量众多,接踵而至。

         然而,“安土重迁”的观念同样浓厚的江西人老是不停地外迁,还有一个难于抗拒的直接推力,就是田粮差役繁重。从明朝一开始,江西人民就承受“供亿更繁”的重负,以后持久不改,一二百年之后,嘉靖时江西巡抚胡琏、南赣巡抚陶谐还在上奏,力言江西“田少人多、粮繁差重”,请求朝廷减免田粮。在官府的粮繁差重之余,又有地方豪强的乘机转嫁,致使中下户的负担更加不合理,迫使他们挤入破产流亡的歧路。武宗正德年间(1506-1521)江西巡按唐龙,概述江西田粮之弊说:

 

        江西巨室置买田产,遇造册,贿里书,有飞洒见在人户者,名为活洒;有暗藏逃绝户内者,名为死寄;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,名为畸零带管;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,有过割一二,名为包纳者;有全过割不归本户者……以致图之虚以数十计,都之虚以数百计,县之虚以数万计,递年派粮差无所归者,俱令小民赔偿。小户逃绝令里长,里长逃绝令粮长,粮长负累之久,亦皆归于逃且绝而已。

 

        江西农民长期承受田粮弊害,导致破产者源源不断地加人流亡大军,他们中的一股远走隔壁的湖广谋生,一股就近逃入省内的荒僻山区,如赣东北的姚源洞,南昌西北部的华林山、醴源山,赣西南的横水、桶岗山区,这些地区皆是“官府平日不到,法度有所不加”的三不管之地,成为“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”汇集的中心点,藏匿在这些地方的农民可能短时间“差役不当,税粮弗纳”,过着任便“垦山耕活”的自在日子。可是,这种化外的“好景”不长,原地的官府逐渐跟踪追捕,附近的豪强加紧勒索,逃亡者或再次陷入统治网中,或被迫铤而走险,筑寨踞守,演化成了“寇盗”,最后遭官军残酷剿杀。然后,他们的田地被没收,山寨废墟变成了新的县治,如万年县、安义县、崇义县等,幸存下来的人户重新纳入户籍赋税系统。从破产逃亡,一变为山寨盗寇,再变回为新县治的民户,实现着王守仁“变盗贼强梁之区,为礼仪冠裳之地”的统治设计。事实上,这条出路并非逃亡本省山区者所特有,迁入湖广等别省的农民,也只能是“小心以奉官法,勤俭以办国课”,方才可以安家落户,繁衍生息下去。例如,荆襄地区的几十万流民,同样经历了由任便耕垦者演变为盗贼(被镇压的“荆襄流民起义者”),再变为成化十二年(1476)设立的郧阳府管辖之下的百姓的艰难曲折过程。

        江西人迁徙湖广谋求发展,与在本省山区逃亡藏匿,甚至演变为山寨盗寇比较,存在明显的区别,政治上有官府认可的正当合法性,人数很多,却没有被视为社会危机,没有被看作盗寇而遭镇压的事例;落籍定居的所在主要是人少地广、生产条件优越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,不是官府管辖很疏漏的深山区。聚焦湖北,首先是东部的黄州府、武昌府,其次为中部的江汉平原(包括荆州府、汉阳府、沔阳州)以及德安府、襄阳府等地。

        明代黄州府管辖一州——蕲州,八县——黄冈、麻城、黄陂、黄安、蕲水、罗田、广济、黄梅。北接河南,东靠安徽,南联江西。武昌府下辖的兴国州辖区,更是毗连江西,在北宋、南宋时代同属一个大行政区——江南西路,相互关系尤为紧密。“江西填湖广”浪潮兴起之时,黄州、武昌地区随即成为首先落足之地。黄冈县民国七年修《余氏族谱》卷一的《源流考》说:“冈邑人烟繁盛,户口辐辏,考其所自,多由明初奉令从江右迁徙而来。”1945年黄冈县《高氏族谱》卷首写道:“有明定鼎之初,我祖华远公驾一叶扁舟,涉鄱湖之浩瀚,始卜居于冈邑之北上伍乡。”

        麻城县民国《彭氏族谱》录存的万历谱序作者说本县人口,“外籍不一,而江右独多。以余所见,逮余所闻者,皆各言江西云。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。”民国《蒲圻乡土志》第十八章《种族》称:“元末明初,江右民族多自进贤瓦子街移居蒲圻,近月盈千累万之盛族,皆此种类。”麻城的江西移民家族数量超过一万,而蒲圻江西移民家族的人口已经繁衍至盈千累万,足证“人烟繁盛,户口辐辏”的描述不虚。此种盛况,同样存在于湖北中部地区。

        民国《松滋县志》说:“松滋氏族,问其故籍,皆自江右而来。其谱乘所载,始迁祖或宋元,或明初,即僦居于此。故老相传,有‘江西填湖广、湖广填四川’之说。康熙志云:松滋自流民侨置以来,多五方杂处,明季徙豫章民来实兹土,江右籍居多。康熙去明末不远,故旧志所载,证以故老传闻,其言似可信。但明末至今不过百年,即衍育最繁,只能三四百户,今县中旧族,如覃、邹、余、梅等姓,或三千户,或五千户,其始迁不自明末,可断言也。”该志编者既肯定了江西移民在当地占大多数的事实,又以覃、邹、余、梅等姓人口繁盛的客观存在,否定康熙县志“明季徙豫章民来实兹土”的说法,论证迁入时间早于“明末”,是很客观平实的。

        曹树基博士在《中国移民史·明时期》一书中,对明朝时期江西人口流向湖广的历史事实归纳说:在湖南,“来自江西的移民氏族在来自各地氏族中占有绝对的优势,占78.5%,即使其中有一些家族是附会于江西的,但江西移民是主体移民则是不容置疑的”。在湖北,黄州府移民人口共有38.8万,其中来自江西饶州府、南昌府等地移民共有33.8万(内军籍移民为3.4万,民籍移民为30.4万),占87.1%;武昌府的民籍移民为12.2万,约有85%来自江西,计10.4万;江汉平原(荆州府、汉阳府、沔阳州)的移民有26.3万,约80%为江西移民,计21万;综合湖北各府移民原籍资料统计,民籍移民共有79万,其中来自江西的占70%,约为55万人。如果不拘泥于具体数字的计算,而是估量移民人口大势,他的结论是对古籍中“江右籍居多”、“籍皆自江右而来”、“江右独多”评议的量化,也是在人口学上与古人切身感受的呼应。

        在“江西填湖广”的流民大潮之中,江西移民不仅只是递补着湖广人口,还有一部分直接进入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大地。历史记载说,明代中后期,江西人尤其是抚州商人多半迁往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。万历年间,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王士性说:“作客莫如江右,而江右又莫如抚州。余备兵澜沧,视云南全省,抚之人居十之五六”;“滇云地旷人稀,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”。王士性看到的江西抚州移民,不仅是城市中数量很多的商贩,而且深入到土府、土州,活跃于乡村,代征赋役;甚至越过境界,进入“缅莽”地区,“虽异域怪族,但有一聚落,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。”

        贵州的情况也差不多。清代道光初年任贵州布政使的罗绕典在《黔南职方纪略》说:“(贵阳)明初即设为省治,迄今五百余年矣……江、广、楚、蜀贸易客民,毂击肩摩,籴贱贩贵,相因坌集,置产成家者,今日皆成土著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江”指江西省,江西的贸易客民——商人,置于首位,该是人多势众的反映。

        大量的移民资料,让我们具体认识到“江西填湖广”、“湖广填四川”是两个连续性的移民浪潮。广袤的湖广是因为江西移民涌进而普遍开发,而由于战乱破坏遭致人口凋零的四川,得以重新旺盛,既是湖广移民所致,也是江西移民所致。广泛流传的“湖广填四川”之说,究其实际内容,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江西填四川,不少江西人先已移居湖广,若干时间之后再进入巴蜀,“或者说,江西人口在往湖广流动的同时,又与湖广人口一道,流向四川、流向西南”。

        明清人口大势不是单一的东西流向。从当时人口流动的全局观察,江西不是只有人口迁出,还有不少闽粤人口迁入,尤其是赣南、赣西北地区更多,形成人口由南而北的流动。赣南的宁都县,“上三乡皆土著,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”。在崇义县境内,有许多广东迁移过来的瑶族、畲族人。赣西北的修水、万载、萍乡、宜春等地,明朝中后期已有大量福建农民迁居涌人,到了明末,已经“蔓延至数十万”,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。鉴于这个侧面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对象,故予略去。


         三、几点余论


        移民与社会变迁,是一个事物的两面,彼此依存,相互推进,而且起伏发展,长期存在。明清时期的“江西填湖广”、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潮涌起之时,并非单纯的人口流出与接纳关系。比较而言,江西、湖广、四川三者之间存在差别,江西为人口既出又进,湖广是先进后出,四川则是先出后进。江西人口在流向湖广之时,同时还有闽广移民,尤其是客家人的进入,既是流出地区,也是流入地区,因有人口的流出,减轻了稠密府县的人口压力,而山区由于人口的进入,明显加速了开发进程。流民在湖广的先期落籍繁衍,后期再向四川移民,过程简明而直捷。四川在宋代曾经是繁盛富庶之区,南宋后期由于残酷的战争破坏,迫使大批民众逃出。南宋理宗时期,文章大家刘克庄为冯巽甫写墓志铭说“自蜀有狄难,而衣冠名族避地者,布满于荆楚江浙”,并且逐渐南下粤闽,例如冯巽甫,生于蜀,死于吴,仕于粤,落籍福建,墓在莆田,没有能够归葬四川安岳县。进入江西定居的四川人不在少数。南宋末年,为逃避兵燹的四川民众沿长江而至九江的人源源不断,致使江州湓城“户口日增”,江州长官“建景星精舍,以养淮、蜀士”。嘉熙年间(1237-1240),在隆兴府(今南昌市)城内,有“蜀士之寓此者七十家”,他们在生活上向当地官府提出了多种要求,而南昌“郡力凋薄,一有不周,便生谤言”。估计这大批侨寓在九江、南昌的四川民众,基本上都将落籍下来。如四川临邛樊氏,于宋亡之前四十年迁来抚州崇仁县落籍,在县学任教谕。元代著名的理学家、教育家虞集,祖籍四川仁寿县,其父虞汲,在南宋末年躲避战乱,侨居江西临川崇仁,遂落籍定居为崇仁人。虞汲还曾出钱“赎族人被俘者十余口以归”,安顿在崇仁。南宋末年迁入江西的移民,自然是江西在元朝时期人口上升的一大因素。明朝兴起的“江西填湖广”浪潮,应该是与川人入赣有一定的渊源关系,赣地西迁的成员中也会有老四川人的后代。

         综观人口流动大浪,可以看出是多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起来的。主力有三股:政治力、经济力、自然力。政治力作用下的移民包括政策移民、随军移民、战乱逃移,强制性为其特征;经济力引发的移民指人地矛盾导致的迁徙(在现代则是农村富余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做工),是民众的自发性行为,在平静中移走,没有引起社会震动;严重自然灾害爆发之际,人们迫不得已逃亡,一旦灾害过去,往往还会返回故乡。分析明清时期江西、湖广、四川三省移民状况,江西人口的流进、迁出,基本上是经济型移民,不仅迁徙定居的稳定性很强,迁移的缘由虽然不像政治性移民有官府文案可查,但民众对故乡与新居地的描述却不隐晦,是比较清晰具体的。

          移民历史中的麻城现象,有很重的文化心态意向。“四川人来自麻城”一说,有历史事实依据,非无据之谈。然而不宜偏执,走向绝对化,将几十上百万定居四川的移民,全都坐实是来自麻城县一地。如果如此看待,在事理上说不通,也将难于面对具体的家族事例。明清时代移民史上关于原籍的多个地点,如山西洪洞县大槐树、广东南雄县珠玑巷、江西鄱阳县瓦屑坝、湖北麻城县孝感乡、福建宁化县石壁村等,都是已经加工过了的移民文化概念,不宜单纯当做地名对待。它们以具体事实为依据,同时承载着众多移民的心灵寄托,充当代表,是以移民共有的原籍故乡身份出现在社会舞台上。

        值得深思的问题是,为什么众多移民要找一个地点当代表,又为什么会选择它,而不是别地?我认为最根本性的原因是普遍存在的劳苦小民为了站稳脚跟,谋求发展;其次是从众观念,便于别人认知来历所在。别说古代,就是在今天,数以千计的市县单位,谁能全都了然于胸。明清时代的移民们,在艰难困苦中走到陌生之地,尤其是众多处于社会下层的农家小民,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依靠,难得社会关系为凭借,然而希望免遭旁人歧视,需要提高生存竞争能力,不由自主地找一个共同的原籍地,造成人多势众的气氛。麻城独具的优势是,既有明玉珍在重庆建夏国,称陇蜀王的威势,又有移居入川人数相对比较多的事实,自然会成为普通民众趋向的目标。五代十国时期曾有福建泉州士绅,冒称自家是淮南光州固始人。原来那时固始的王审知带着人马转战南下,进入福建,称“闽王”,故有富家大族依傍新贵,希图得到新的政治庇护。明清时期的移民大众,依赖劳作为生,不存在寻求政治靠山的主观条件,而迁出地则是可以自己选择的。

         鄱阳瓦屑坝,该是江西移民愿意选择的一个目标,其经济性的考虑更突出。鄱阳县为饶州府治,唐宋时代是饶州州治,从古以来就是鄱阳湖东部地区的航运交通大码头,具有政治中心、经济重镇、文化名区的社会声望。景德镇瓷器外销中华四裔,全都要经由昌江运到鄱阳,再换装大船,进入鄱阳湖航道,转长江而去。由于长年累月的卸载与装船,破损了的瓷器碎片堆积码头河滩,成了一道白花花的瓦屑坝。景德镇瓷都的名望,鄱阳船码头没日没夜的繁忙,来往的流动人口多,社会知名度高,移民们把它选作原籍地,将可能博得人们钦羡的眼光,倘若说自己是来自一个无人知晓的偏僻地方,就可能被人瞧不起,也可能使对方不知是在何方。更何况在湖北的江西移民,来自饶州府的约有19万,与南昌府大体相当,共居首位。于是,鄱阳瓦屑坝成了移民不约而同的出发地。

         说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实例。广州市番禺区的钟村菜市场,有不少外地人卖菜的小地摊,其中一对湖南邵阳来的壮年夫妻,每天很早就铺开了摊位,经营七八种蔬菜,在玉米堆上插起“台湾产”招牌,说是从台湾进口来的。对此,我表示怀疑,他们见我十分认真,便说是邵阳家乡的品种。我问:“为什么不直说呢?”答:“邵阳有谁知道啊。”“你的东西好,邵阳不就跟着出名了。”“我希望生意好做呀!”追逐时尚,扩大销售,在情理之中。还有,一位安居白领阶层子女家中的中年人,来自江西余江县,却告诉别人是鹰潭市。这是谎话吗?不是。是想让对方容易了解。余江与鹰潭比较,是不见于媒体的无名小地方,在行政区划体制中,今天的余江县隶属于鹰潭市,选用响亮的、更高级别的地名,表示自身来历,无可厚非。这些眼前的生活小事,对理解古代移民的心态有一定的参照价值。

         返观明清时代的移民大潮,可知是社会合力促成的。移民潮流的出现,减轻了这方的人口压力,弥补了那边的劳动力不足,有利于各地经济恢复发展,促进了社会进步,加快了文化交流,对国家大统一,提高中华文化总水平,大为有益。历史性地评估四五百年以前低下的社会文化水平(新中国成立初期,初中生仍很珍贵),民众知道的行政区地名极其有限,为衣食而奔波劳碌者,占移民群体的绝对多数,寻求最低下的安生环境,是他们生活的重中之重,跟着别人说事,附会原乡地名,十分自然。那个年代所谓的郡望、乡贯,对士人来说,是关系科举考试的大事,绝不能马虎填写;可是,落在耕垦劳作的农民大众身上,却是无关宏旨,随便写一个都可以。他们最关心的,是开垦的田地能否算作己业,能不能在当地落籍,尽快获得官府认可的业主身份,因此认真写定居地,县乡村都很明白。由此说来,“麻城孝感乡”之类的说辞,其文化认同意义,远远超过历史资料价值。它们确是移民文化中的历史现象,它是真实的、经过提炼的移民观念,对今人考察明清移民历史有启发性价值。当我们探讨移民大潮的来龙去脉、起伏浪花,却不能囿于这些流行话语。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,只有尽可能多侧面地描述,才会更接近逝去了的生活真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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