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宗族祭祀的演剧,对于百姓的重要意义是什么?

清代山西的戏曲演出活动,明朝末年,李白成率领农民起义军两度入晋,除宁武关一役,均未遇到认真抵抗。清军入关以后,山西也只发生过大同总兵姜镶的一度反叛。因此,明末战乱对山西经济、文化破坏并不严重,清王朝统一中国后,山西很快便恢复了生机,戏曲艺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清初,弋阳腔和昆腔在山西继续流行。在平阳地区,清初就有昆曲班社。李渔于顺治年间路经平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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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过当地艺人演唱他的新作《凰求凤》,并从当地买走一个姬妾乔复生而培养成天才演员。唱念已经掺杂了地方语音,给昆曲在山西扎根创造了条件。康乾时期,昆曲在平阳处于正统的独尊地位,除了锣鼓杂戏,只有它最有资格敬神。正当北杂剧余绪未绝、昆腔弋腔方兴未艾之时,山西南部与陕西、河南交界地区一种新的声腔开始形成,这就是被称为“乱弹”的梆子声腔。这种梆子腔,继承了北曲腔少字多、腔高板急的总体风格,借鉴和利用了北杂剧及昆、弋诸腔的表演艺术和关目排场,模仿青阳腔滚唱、滚白及锣鼓杂戏的编词构腔手法,以当地广为流行的民歌小曲和说唱为基础音乐体系。


综合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风格并敷演故事。它摒弃了传统戏曲音乐的曲牌联套体制,以上、下两个乐句的反复进行为基础,利用传统民族音乐慢,中,快,散的节奏变化手法,演绎出多种组腔方式,显示了简而不陋、繁而有序的特色,易学易懂,乡土气息浓郁。当人们苦于昆,弋之异乡情调和繁缛典雅而赛神戏又失之简陋的时候,它以自己通俗灵便,淳朴浑厚,易于表现普通民众生活情趣的崭新面貌,出现于观众面前,赢得了欢迎。据此可知,梆子戏至迟在康熙中叶就已经非常成熟。与此同时,上党地区也有了梆子腔的演出,著名的晋城县东四义村鸣凤班,在乾隆中后期即组班行戏,持续达一百多年。

这种梆子腔就是后来的上党梆子。除梆子戏之外,这一时期,山西戏曲出现了诸腔杂陈、百卉争妍的繁荣局面。清代山西戏曲种类之多、演出之盛。山西宗族与赛戏演出活动,赛戏是一种曾流传于山西、河北西北部、内蒙古南部、陕西北部的古老剧种,是融民间祭祀与地方戏曲于一体、具有浓郁边塞地方特色的汉族传统文艺形式。赛戏形成于宋金时期,由于其历史久远,在戏曲界有“活化石”之称。山西的赛戏主要由家族班社即“乐户”进行演出。元、明以降,除晋中以外的山西地区乐户甚多,他们被贬作贱民,世代承袭乐工职业,不得改从他业,不得与庶民平等,不得与外族通婚。


乐户世代以伎乐为生,专演赛戏并承揽民间婚丧鼓乐。因此,赛戏演出具有显著的家族传承特征。山西有晋北赛戏、晋南锣鼓杂戏与晋东南队戏,均属于祀神戏剧范畴。迎神赛社演出主要由乐户承担,即使在其他剧种取得酬神资格之后,也须由乐户戏即队戏、赛戏及锣鼓杂戏开场。宗族演剧是民间演剧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选择剧种剧目方面,与当地其他民间演剧活动基本相同。或者说,当地流行的剧种剧目通常都会在宗族演剧活动中上演。当然也应看到,部分宗族由于家族文化差异,会在演剧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偏好或禁忌。明清宗族演剧的社会功能,宗族演剧活动既是宗族建设发展的需要。


也是族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。明清时期丰富多彩的宗族演剧活动,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,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。大体而言,宗族演剧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祭祀功能、教化功能、娱乐功能和交际功能。第一节宗族演剧的祭祀功能,戏曲从起源上就与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从一开始形成就承担着沟通人神、娱乐神灵的社会功能。民间凡在重要岁时节俗或祭祀庆典,都必须以演戏来表达对神灵的敬意,感谢并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家族和睦、兴旺发达。



宗族祭祀演剧作为献祭娱神的一种方式,旨在报本追远、敬祖谢神,因而同样具有强烈的神灵祭祀性。从祭祀功能来看,宗族演剧一方面可以寄托慎终追远的哀思,另一方面也能满足人们祈求神灵护佑的心理。寄托慎终追远的哀思,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孝道,尤其是儒家思想倡导以孝治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