阊门寻根二:对话阊门移民后裔 盐碱滩上移民们建起“盐”城

“明代阊门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们,对苏北的经济,特别是对作为明清两朝国家财政命脉的两淮盐业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们在海边上'煮’出康乾盛世,”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、中国古代移民史专家曹树基教授说。

盐城海盐博物馆内,展出的古代盐民劳作场面。网络资料图片

清代两淮盐场的文献资料 


   1000年前,一个心忧天下的苏州人,在黄海之滨修建了一条捍海堰,“农子盐课,皆受其利”。这个苏州人名叫范仲淹,他修建的捍海堰,被后世称为“范公堤”。

    600年前,一群背井离乡的苏州人,在先辈修建的海堤旁,从事着极其艰辛的盐业生产。这群苏州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,有着一个共同的梦中家园——阊门。

    “明代阊门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们,对苏北的经济,特别是对作为明清两朝国家财政命脉的两淮盐业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们在海边上'煮’出康乾盛世,”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、中国古代移民史专家曹树基教授说。

    盐碱滩上移民们建起“盐”城

    “大丰是中国最年轻的县之一,1942年从东台划分出来,原名台北县,1952年改名大丰,1996年撤县建市。 ”

    大丰市政协副主席王立功介绍,大丰是一座移民城市,现在大丰的74万人口中,绝大多数是明初阊门移民的后裔。目前大丰共发现了43种家谱,其中明确记载祖先系明朝初年由苏州阊门迁入的有29种。“明朝初年,范公堤以东地区还是一片荒凉的海滩,移民们来到这里后,基本上都是从事盐业生产的。 ”

    盐城是名副其实的“盐”城。至今在盐城各地的地名中,仍保留着“场”、“团”、“灶”、“总”、“鐅”、“仓”等与盐业生产相关的名称。“场”,就是盐场管理机关驻地。“团”,是盐区生产组织,灶户“聚团共煎”的生产形式。每个盐场设几个团,每团设若干灶户,目前,大丰有西团镇,全市还有18个村、48个自然村组的地名与“团”有关。“灶”,是灶民煎盐的重要设施,因“灶”得名的有头灶、三灶、四灶等6个乡镇和85个村及368个自然村组.“总”,是盐场灶民聚居的单位。阊门移民来到荒芜的海滨烧盐,为了对散居在沿海的灶民实施管理,各场设总若干,以次为序,今天沿海乡镇地名中仍保留有一总、二总、三总等地名,境内还有7个村和37个自然村组以“总”命名。“仓”,即盐仓,以枯枝牡丹名扬天下的便仓镇当年就是伍佑盐场的便仓所在地。“鐅”是明后期及清代灶民煮盐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,盐城境内以“鐅”命名的乡镇,有东台的曹鐅镇、大丰的潘鐅镇等等。

    “盐丁苦,终日熬波煎淋卤”

    从明初开始,阊门移民和他们的后代,在黄海之滨从事了600年的盐业生产。

    “严格意义上的盐民,消失于上个世纪50年代,现在,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传统的制盐工艺了,”王立功说。

    74岁的邹迎曦,当地的“末代盐民”之一。邹家也是阊门移民,世世代代煮盐。

    邹迎曦介绍,旧时制盐,首先要在海边找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,铲除杂草,然后将地表磨平,“这就是制盐的盐场,由于长年被海潮浸泡,所以含盐量相当高。 ”

    盐场筑好后,下一步工序就是“制卤”。每天早晨5点左右,壮劳力将没有完全烧透的草木灰挑到盐场上,每4个平方丈倒下一担,妇女老人们则跟在后面用木锹和扫把,将草木灰均匀地摊铺在盐场的每一个角落。

    到了下午五点前后,草木灰已经从土壤中吸附了大量的盐分,盐民们将草木灰挑回去,倒进灰坑里。“灰坑呈倒屋顶型,但是只有三条边,有一面是开口的,底部开一条深15厘米宽10厘米左右的沟,用芦席盖在上面。 ”

    这时,就该富有经验的老盐民出场了。老盐民要用脚板将草木灰踩平踩实,再用多出来的草木灰在灰坑开口的那一侧边上筑一条矮坝,“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技术含量的工序,因为接下来要在草木灰上面灌上10厘米深的水,让水均匀地渗入,溶解草木灰中吸附的盐分。要是踩得不实,水一浇上去整个就塌了;要是踩得太实,水又渗不下去。 ”

    一夜过后,水完全溶解了草木灰中的盐分,成为盐卤,经过灰坑底部的芦席的过滤,渗入下面的沟槽,通过竹管流入卤井。

    “现代科学证实,盐卤中的含盐量在27‰左右时,熬出的食盐含钠量最高,品相也是最好的。 ”过去没有精确的测量技术,盐民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土办法——一种是用“石莲子”,所谓“石莲子”,就是被鸟类吃下去、而又没有被消化吸收就排出的莲子,“将10粒石莲子投入盐卤,如果有8粒浮起,那么含盐量就是最适宜的”;另一种方法是将生鸡蛋投入盐卤中,如果鸡蛋有五分之一的部分浮在盐卤上面,那么含盐量也恰好是最适宜的。

    “煮盐灶台是长条状的,从灶门到烟囱,依次安装着两口鐅和一口锅,”鐅是烧盐的专业工具,其形同铁锅,略比锅浅,直径三尺,深三四寸,“鐅和锅的高度是呈阶梯状分布的,灶门处的一口鐅最低,紧挨着烟囱的锅最高。 ”

    烧盐灶台的长度一般人难以想象,仅火叉就有3米多长,为了灵活操作如此巨大的火叉,盐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名叫“烧火佬”的装置——从屋梁上吊下一根绳子,底下系住一个开孔的木块,火叉的柄穿在孔里,“其实,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杠杆结构”。

    烟囱边上锅里的盐卤,属于“中间原料”,烧热后舀出来倒进鐅里。当鐅里的盐卤沸腾时,要加入一种特别的催化剂——皂荚,此时,白花花的食盐就产生了。

    除了“鐅”,还有一种巨型的烧盐工具叫做“盘铁”。邹迎曦介绍,盘铁是明朝晚期之前盐民们使用的,“官府为了防止盐民私自烧盐,发明了这种工具。 ”盘铁类似于“拼图”,由9-13块组成,每一块都设计成不规则的形状,总重2500-4500公斤,每户盐民保存其中的一片,开火烧盐时,在盐官的监督下,盐民们将盘铁拼成一口“大锅”。由于盘铁厚大,难以烧灼,因此每举火一次,通常需要连续生产15 天左右,数家灶户集中轮流操作,团煎共煮。

    “盐丁苦,食不充饥衣难补”

“白头灶户低草房,六月煎盐烈火傍。走出门前炎日里,偷闲一刻是乘凉。 ”这是明末清初,安丰盐场的盐民诗人吴嘉纪写下的反映盐民生活的一首绝句。

    据记载,明初有4万多江南百姓被迁徙到两淮盐区从事煎盐劳役。这些盐民们处于社会最底层,宋元明清四代,官府都用特殊的户籍制度管理盐民。这种特殊的户籍不能改变,盐民们只能世世代代积薪、晒灰、淋卤、煎盐,以致蓬头垢面、胼手胝足。

    邹迎曦亲身体验过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他说,烧盐时室内的温度达到70度,盐工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工作。一昼夜一户盐民可以熬出2000斤食盐,这些食盐全部要送到盐包场,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官府。而盐民的劳动所得,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,“18岁之前,我从没有穿过布鞋。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'熄火穷’,每年烧盐的时间只有几十天,只有这段时间家里才有收入,其他的时候,连温饱都难以维持。 ”

黄海之滨六百载沧海桑田

    范公堤沿线众多盐场所生产的食盐,在层层盐官的严密监督下,通过连接各盐场的串场河运抵泰州,再由泰州通过长江水道运到仪征,最后到达扬州。

    在扬州,盐民们含辛茹苦熬出的食盐,变成了盐商们手中白花花的银子,和他们歌舞升平、穷奢极侈的生活。 1813年,一个叫黄至筠的山西商人在扬州最繁荣的东关,修建了一座空前绝后的私家园林,叫个园。这座园林当时估计要耗费600万两白银,相当于整个江苏省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。黄至筠究竟有多少钱?谁也说不清楚,只知道他养了一个200多人的戏班子,他们家用人参喂鸡,每吃一个鸡蛋相当于吃掉1两白银。园子里有用白银浇铸的假山,每座重达千斤,因为无人能够偷盗,故称为“没奈何”。以黄至筠开始,类似这样的大的园林在扬州又先后建起200多处。

    清乾隆年间,两淮盐商每年可上交盐税600万两白银以上,占全国盐课60%左右,是全国地方税收的第一大来源。不仅如此,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,或天灾年荒,或河防工需,或巡幸典庆,盐商就捐输报效。两淮盐商捐输额高达3826.6万两……

    600年的时光,就像倒映在串场河上的白云,悠悠而过。 600年间,阊门移民的后代们,早已融入这片盐碱滩,但他们的心中,始终牵挂着一个地方——阊门。“1956年,大丰的手工煎盐时代宣告结束,”末代盐民邹迎曦从当地政府机关退休后,潜心研究地方盐文化,现任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。

    大丰最后的一座盐场,已于两年前停产搬迁,不久的将来,这里将出现一片新型工业区。